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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语不是她的母语。她不敢说,她怕说错,怕发音不准,怕她辛苦记下来的单词从嘴里跑出来时,变成了一个她自己都不认识的怪调。
下课铃响起时,几个女生围了过来。
“ 别往心里去,”艾尔莎的手轻轻搭上她肩膀,“莫尔女士对谁都这样。”
“尝尝这个,”玛尔塔推来一颗水果糖,“巴伐利亚特产的。”
女孩摇摇头,嘴角扯出一个笑:“我没事。”
但她心里清楚,莫尔老师的“关注”不是第一次了。
从开学至今,课堂上被点名最多的是她,评分标准卡得最严的是她,作业本上被写满批注、挑出无数问题的也是她。
有一次,她只是把“Schmetterling(蝴蝶)”里“sch”这个音发得稍平一些,就被她要求把单词在全班同学面前重复了十遍。
每重复一遍老师都摇头。“再试一次。”“还是不对。”“听我说sch看见了吗?舌尖的位置。再来。”
直到她脸颊烧得发烫,直到这个对德国孩子而言轻如呼吸的音,在她口中变成一块烧红的炭,烫得几乎再也吐不出口来。
有时俞琬隐隐觉得,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德语不够好。
上周的报纸上,德日新协定的新闻占了整整两版。配图是日本特使大岛浩与希特勒握手的照片,笑容灿烂,镁光灯闪成一片。
报纸就搁在官邸客厅的茶几上,她路过时瞥了一眼,脚步倏然顿住,照片下面有一行小字,她看懂了:“德日合作新篇章”。
自那以后,有些同学和老师的眼神就变了,那大约不是恶意,只是某种…让她说不清道不明的审视,仿佛她一眼之间,就变成了需要被重新评估的存在似的。
课间有人会不经意问她“中国和日本是朋友吧”,语气轻描淡写,可目光里藏着的探寻,她读得懂,却不知该如何回应。
她只知道,每多回答一次这样的问题,她站着的这片土地就变得更薄一点。
下午第二节课后,俞琬就被叫到了教务处。